一个孩子,两位母亲:1993年的Johnson v. Calvert案

1990年9月,美国加利福尼亚州,Anna Johnson生下一名男婴。然而,孩子的遗传学母亲是另一名女性——Crispina Calvert。两名女性都要求法院承认自己是孩子的母亲。

1984年,Crispina接受子宫切除手术,无法自行怀孕,但卵巢仍能产生卵子。她和丈夫Mark Calvert决定通过体外受精和妊娠代孕生育孩子。1989年,持有职业护士执照、此前有过生育经历的Anna,通过一名同事得知他们的情况,主动提出帮助代孕。

1990年1月15日,三人签署协议:由Crispina提供卵子,Mark提供精子,形成胚胎后移植到Anna子宫。孩子出生后由Calvert夫妇抚养,Anna同意放弃父母权利。夫妇承诺分期支付1万美元,最后一笔在孩子出生六周后支付,并为Anna购买20万美元的人寿保险。1月19日,胚胎移植完成,随后确认怀孕。

但怀孕期间,双方关系逐渐恶化。Mark得知Anna此前经历过数次死胎和流产,却没有在签约前披露。Anna则认为夫妇没有充分履行保险承诺。6月,她出现早产征兆,认为自己没有得到夫妇足够的支持。

7月,Anna寄信要求支付剩余款项,否则拒绝交出孩子。8月,Calvert夫妇起诉,请求确认他们是尚未出生孩子的合法父母;Anna也起诉,要求确认自己是母亲。两案合并审理。

9月19日,Anna生下一名男婴。血液检测排除了Anna与孩子的遗传学母子关系;双方也承认Mark和Crispina是孩子的遗传学父母。诉讼期间,双方同意暂由Calvert夫妇照顾孩子,Anna可以探视。

同年10月,初审法院认定Calvert夫妇是合法父母,Anna不享有父母权利,并认定代孕协议合法且可执行;Anna的临时探视安排也被终止。Anna上诉,但上诉法院维持原判。案件最终进入加利福尼亚州最高法院。

1993年5月20日,最高法院作出判决。当时适用的《统一亲子关系法》承认,分娩和遗传关系都可以作为确立母子关系的依据,但本案两种依据指向不同女性。法院因此考察生育意图:Calvert夫妇从一开始就计划通过辅助生殖生育并抚养孩子,Anna则同意帮助完成妊娠。法院认定Crispina是法律母亲。

法院还认为,1万美元是对妊娠和分娩的补偿,不是购买孩子或父母权利;本案协议不违反相关公共政策。最高法院维持原判,Mark和Crispina获得法律父母身份,Anna的亲权主张被驳回。

Kennard法官发表反对意见,认为不应仅凭最初的生育意图决定母亲身份,而应进一步考察儿童最佳利益,建议发回重审。

如果你是当事人……

如果你是Anna Johnson,怀孕期间与委托父母发生矛盾,认为自己的健康和权益没有得到充分保障,你会如何处理?你能理解Anna以拒绝交出孩子作为要求支付剩余款项的条件吗?你会采取同样的方式,还是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合同纠纷?

如果你是Calvert夫妇,终于通过辅助生殖迎来孩子,却面临代孕者可能拒绝交出孩子的情况,你会如何应对?你能理解他们诉诸法院、争取法律父母身份的决定吗?你会这样做吗?

案件最终以Calvert夫妇胜诉告终。但在判决之外,妊娠风险、保险安排、经济补偿和双方沟通同样值得关注。你认为,怎样才能更好地保障代孕者和准父母双方的权益?

原始判决:Johnson v. Calvert, 5 Cal. 4th 84 (1993)

主要参考:Crockin, The History and Future Trends of ART Medicine and Law (2021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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