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十世纪八十年代,美国新泽西州,一对渴望孩子的夫妻与一位愿意为他们代孕的女性签下了协议。可孩子出生后,原本达成共识的双方,却陷入了一场持续近两年的法律争夺。这就是引发全美关注的“Baby M案”。
William Stern和妻子Elizabeth Stern曾因经济和学业原因推迟生育。后来,Elizabeth得知自己可能患有多发性硬化症,担心怀孕会严重损害健康,便放弃了亲自怀孕生子的打算。
这个决定对William格外沉重。他的家族成员大多死于纳粹大屠杀,他是家族中唯一的幸存者,十分希望血脉得以延续。两人也考虑过收养,但收养的等待期漫长,又担心年龄和宗教背景成为障碍,于是转而寻找其他途径。
他们通过纽约不孕症中心(the Infertility Center of New York)的广告,认识了Mary Beth Whitehead。Mary已有两个孩子,她表示愿意帮助无法生育的家庭,同时也希望借这笔报酬改善自己家里的生活。
双方见面商谈后,决定继续。1985年2月6日,William与Mary及其丈夫Richard签署了协议,Elizabeth并未作为合同当事人签字。协议约定:Mary接受William的精子进行人工授精并怀孕;孩子出生后,Mary须把孩子交给Stern夫妇,并配合终止自己的母亲权利,由Elizabeth办理收养;Richard则承诺采取必要行动,排除法律对其父亲身份的推定。William承诺向Mary支付1万美元,并另以一份合同,向纽约不孕症中心支付7,500美元的中介服务费。
1986年3月27日,一个女孩如愿出生。可Mary几乎从那一刻起,就发觉自己无法割舍这个孩子。
三天后,她仍按约定把孩子交给了Stern夫妇。可第二天,她又来到他们家,说自己痛苦万分,恳求把孩子接回去,只留一个星期,之后一定送还。Stern夫妇担心她会自杀,也相信她会信守承诺,便答应了。
约定的时间过去了,孩子却没有回来。

1986年5月5日,Stern夫妇向法院提起诉讼,请求法院执行协议、交回孩子、终止Mary的母亲权利,并准许Elizabeth收养。
法院作出临时监护命令后,Whitehead夫妇带着孩子逃往佛罗里达。之后约三个月里,他们为躲避追查,辗转住过大约二十处旅馆和住所。最终,警方依照法院命令,从孩子外祖父母家把她带走,送回新泽西州,交给了Stern夫妇。
孩子回来了,争夺却没有结束。
1987年1月,案件进入正式庭审。经过两个多月、实际开庭32天的审理,法院于3月31日认定代孕合同有效:孩子的单独监护权判给William,Mary的母亲权利被终止,Elizabeth的收养也获得批准。
Mary不服这一结果,提起上诉,案件由此进入新泽西州最高法院。
1988年2月3日,最高法院作出了截然不同的判决:这份代孕合同违反该州法律和公共政策,无效,不可执行;Mary的母亲权利得以恢复,Elizabeth的收养被撤销。
然而,合同无效,并不意味着孩子会被交还给Mary。最高法院依据孩子的最佳利益,仍把监护权判给生父William;至于Mary如何探视孩子,则发回下级法院进一步确定。
从双方签约代孕,到最高法院作出判决,前后历时约三年。
这个案子在当时引起了全美广泛关注。《纽约时报》《华盛顿邮报》《洛杉矶时报》等权威报纸都报道了这场争议;NBC、ABC和CBS三大电视网,也在庭审和判决期间先后播出相关报道。研究生殖与性别议题的社会学者Susan Markens,在2007年出版的《Surrogate Motherhood and the Politics of Reproduction》一书中,引述了两项相关调查:Gallup在1987年庭审期间的调查显示,93%的受访者听说过Baby M案;另一项Roper调查显示,79%的受访者表示,自己通过阅读或收听,已对Baby M案有了足够的了解。
回望这个40年前的故事,我们不难发现,它与今天美国的代孕环境和实际情况有明显的不同。首先需要界定的是:在这个案例中,代孕者Mary使用的是自己的卵子,也就是说,她既是孩子的孕育者,也是孩子的生物学母亲,这属于传统代孕。而今天的代孕主要是妊娠代孕,两者最大的区别在于,代孕者不使用自己的卵子。卵子来自准母亲或捐赠者,在体外与精子结合形成胚胎后,再移植到代孕者的子宫,因此代孕者与孩子之间没有遗传联系。当然,不能把这种区别简单理解为“过去的代孕方式”和“今天的代孕方式”:传统代孕今天依然存在,只是不再是主流;而且传统代孕可能涉及孩子出生后的同意和收养程序,并不能照搬妊娠代孕的法律流程。
其次,哪些人应当出现在合同里?在这个案例中,Mary和她的丈夫都签署了协议,而准备成为母亲的Elizabeth并不是合同当事人,她计划在孩子出生后,通过收养取得母亲身份。相比之下,今天规范的妊娠代孕安排更强调:准父母双方与代孕者一方共同签署协议,在事前就明确各自的法律身份、权利和责任。
第三,关于代孕合同的有效性问题。如果它没有法律效力,当初为什么能够签署,一审法院又为什么认可?可如果有效,为什么到了最高法院,却又被否定?根据两级法院的判决说明,它们的分歧正在于如何适用当时已有的法律。一审认为,立法机关制定收养等法律时并没有考虑到代孕,因此这些规定对这份合同不产生约束;最高法院则认为,不能因为冠以“代孕”之名,就绕开既有法律的约束。
这意味着,这份合同的有效性在当时是相对的。这也正是今天美国的代孕流程中,代孕协议的沟通、准备和签署等前期工作最为繁重的原因:代孕者和准父母必须各自聘请自己的律师,一步步协助完成,就是为了确保一旦合同履行期间双方出现分歧,所签协议具有充分且一致的法律效力。此外,许多州代孕法的逐步完善和有效实施,也大大增强了代孕合同的权威性。这可以说是美国代孕业与其他国家代孕的一大特色。
第四,最高法院当年否定的,并不是所有帮助他人生育的可能。法院明确区分了一种情形:如果女性自愿、无偿地为他人生育,且不受必须交出孩子的约束性协议限制,那就不违反当时新泽西州的法律。言下之意是:代孕者很难再获得报酬,但她保留了孩子出生后改变主意、不被强迫交出孩子的权利。这样的代孕形式,对准父母而言自然有风险;而无偿代孕,也未必是代孕者最愿意选择的帮助他人成为父母的方式。因此,这种形式也就不再是今天最受欢迎的选择。

因此,可以这样理解:
第一,应当优先鼓励妊娠代孕,即代孕者不使用自己的卵子。Baby M的核心冲突就在于代孕者同时是遗传学母亲,这会放大情感上的牵连和身心压力,也使亲权更难厘清;妊娠代孕则让亲权关系一开始就清晰明确,对双方权益都有保障,从而减少潜在纠纷。第二,代孕合同必须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和统一的效力认定,准父母等关键当事人应当明确出现在合同中,并确保合同在适用法律下得到一致承认,避免出现一审认定有效、终审却被否定的反转,最大限度地稳定亲权关系和各方预期。这些在今天的代孕行业,尤其是商业性的妊娠代孕环境中,已经发展得相当成熟。
值得注意的是,Baby M案虽然在当时引起了全国关注,却没有很快或直接促成新泽西州出台专门的代孕立法。直到三十年后的2018年,该州才通过《New Jersey Gestational Carrier Agreement Act》,明确认可符合条件的妊娠代孕协议,并确立了准父母在孩子出生时即取得法律父母身份的制度。
当然,这里还有一些更深层的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,就像当年的媒体所关注的那样,比如代孕者与准父母在经济和社会层面的差异。NBC在1987年3月31日对此案的报道,突出了双方在教育和职业背景上的差距:Stern夫妇都拥有博士学位,分别是生物化学家和儿科医生,而Whitehead女士高中没有毕业,丈夫则从事垃圾清运工作。对此,ABC的评论认为,有偿代孕可能涉及对贫困女性的剥削,建议不要让代孕成为美国贫困女性的一种“家庭作坊式产业”。同时,媒体也讨论了不孕家庭的生育需求与生母、儿童利益之间的冲突,这一点已通过妊娠代孕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,但代孕在道德和社会层面引发的议题,直到今天也没有完全消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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